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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貽:楊義堂與《北游記:蘇祿王傳》

更新時間:2019-07-12 | 文章錄入:jkz | 點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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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怎樣的情感支撐著蘇祿國的國王們飄洋過海來我國朝拜?究竟是怎樣曲折漫長的旅途充斥著刀光劍影和血雨腥風?究竟是怎樣的堅持讓作家楊義堂深挖史料,描繪一卷驚濤海浪的宏大史詩?長篇歷史小說《北游記:蘇祿王傳》為我們講述了一段蕩氣回腸的航海旅程,展現了一條瑰麗迷人的海上絲路。

  自古航海被認為是勇敢者的征程,人與大海搏斗的過程充滿了未知的情況,也因此獨具魅力,引起古往今來國內外眾多文學家、藝術家的關注。世界文學名著《海底兩萬里》、《魯濱遜漂流記》等都是與航海有關;在我國,早在先秦《尚書》中就有“朝夕迎之,則遂行而上”等對航海規律的認識。到明代,中國的航行技術與海洋綜合知識有了質的飛躍。當時關于航海的著作層出不窮,《鄭和航海圖》、《海道經》等我國開啟了輝煌絢麗的航海時代。鄭和的寶船之行,不僅促進了各國文化與經濟交流,也加快了南洋諸國土著文化和佛教文化逐漸過渡為伊斯蘭文化的過程。長篇歷史小說《北游記:蘇祿王傳》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講述了南洋蘇祿王一行人,克服重重困難,不遠萬里來我國朝拜,締造了兩國綿遠深長友誼的故事。蘇祿國指在今天菲律賓境內的蘇祿群島,信奉伊斯蘭教,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酋長國。作品采用宏大敘事的方式,將異域風情、市井民情、海上險情、明朝盛情無所不包的敘述出來,不僅體現了作者對國家的無限深情,也展現了中菲兩國的深厚友情。

  筆者在閱讀之初就有這么一個疑問,楊義堂為何選擇蘇祿國王不遠萬里航海朝拜這個真實發生于明代的故事創作呢?史料會不會成為楊義堂想象力的羈絆?據考證,蘇祿王一行確實經歷過類似海市蜃樓的奇觀,也曾遭遇海盜的追殺等,書中所描繪的情節有八成都是真實發生過的。隨著逐漸閱讀和查閱資料,筆者才慢慢理解楊義堂的堅持:他對當時的經濟、政治、宗教、美食、風俗等方面有著深入的了解,利用自身深厚的文化積淀,為我們勾勒了明朝時期,中國及海上絲路沿線的部族和國家的歷史畫卷。作品史料詳實,言之有據,將明朝萬邦來朝的鼎盛景象描繪地淋漓盡致,譜寫了一段驚濤駭浪的宏大史詩。雖然史料詳實,但作品并不缺乏文學性,人物的心理變化、言行舉止,皆被其三言兩語刻畫紙上。言至于此,筆者認為楊義堂不僅是在致敬歷史,還成全了自己對文學作品的堅守。對于歌頌國與國之間友好邦交的主題,楊義堂有著自己的把握。如果花費過多筆墨謳歌兩國邦交,必將導致作品空洞無趣,作者通過描寫蘇祿王跌宕起伏的遭遇和瀕臨絕境永不放棄的頑強意志,展現蘇祿王為兩國邦交所付出的努力的同時,也歌頌了中菲兩國的友誼。作者以古喻今,從歷史的角度切入,不著痕跡地將主旋律嵌入作品,贊其大局意識的同時,不能不贊其巧思。

  在閱讀過程中,筆者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三”這個數字貫穿了整部作品。在構架人物關系中,首先,蘇祿王是蘇祿國的三個統治者,分別是東王、西王和峒王,以東王為首,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勢。東王與張謙等人結拜兄弟,雖然是結拜了五人,但峒王很快去世,三寶太監鄭和又遠走出海,實際上結拜兄弟就是張謙與東西二王三人。這三人中兩位是蘇祿國最有權勢的兩位統治者,一位是大明朝派出的代表,三人的結拜象征著蘇祿國與大明朝情同兄弟的友好邦交締結的開始。三人結拜出行象征著穩定。其次,東王有兩個妃子,一個是原配夫人,另一個是珍珠商人的女兒。東王與原配夫人感情篤深,與次妃的情感經歷了種種路途中的困難,不斷醞釀發酵,才修成正果。三人在旅途中間的情感糾葛,作者用了不少的筆墨。次妃的爭寵與挑釁,正妃的妥協與信任,東王的左右為難與堅定不移,都在楊義堂的筆下栩栩如生。“三角戀”成為作者延續作品情感線的主要脈絡。再次,張謙、西王、獨眼龍形成了互相制衡的三角關系,獨眼龍總在出壞點子給自私的西王,每到這時張謙總能在關鍵時刻,利用自己明朝特使的身份去制止其不良行為。這里的“三”更像是制衡。更有意思的是,航行中,原本未成年的孩子一共四個,可蘇祿一行人遭遇了鯊魚群襲擊后,就剩下東王正妃所出的三個小王子。不僅孩子們的數量是三個,尊貴女子的數量也是三個,為峒王妃、東王正妃、東王次妃。在西王提出迎娶峒王妃時,峒王妃提出要嫁給東王。三個尊貴的女子內心都依賴東王,使得人物關系復雜,情節生動。作者在歷史原型的基礎上,利用數字“三”的構成方式,架構了人物關系,同時也在情節的鋪設與場景的選擇中體現著“三”字原則。在情節的鋪設中,同樣分三個階段:準備出海、海上險情、進入大明的盛況。這三部分的故事發生的場景不同,不僅延續了故事的脈絡,還將情節的曲折性體現出來。“三”這個數字貫穿了整條故事線索,既是十分有趣,也是一種經典的結構。

  蘇祿王航海朝拜大明皇帝的故事是具有歷史價值與時代價值的,1987年在加拿大多倫多電影節首映的《蘇祿國王與中國皇帝》,就率先用電影的形式講述了這個故事。該片由中國、菲律賓合作拍攝,在國際上引起了一定的反響。《北游記:蘇祿王傳》恰好在歷史與時代的截點上出現。2016年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上任后的第一次國事訪問來到了中國,與習總書記的會談中,感謝了蘇祿王。蘇祿王的故事代表著中國與菲律賓友誼的傳承,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頌至今,其本身具備深厚的歷史價值和象征意義。

  再有,作為一部歷史長篇小說,其本身的價值也值得讀者不斷挖掘、細細品味。首先,作品像一部歷史百科書,還原歷史之全,令人嘖嘖稱奇。據航海史學者的研究,鄭和船隊中的大型海船叫“寶船”,與鄭和航海術記錄在《鄭和航海圖》中,這與蘇祿王一行人遇到鄭和的寶船一致。其“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有九桅,張十二帆;其“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這與書中描寫的“大福號”寶船,“一片海上突兀而起的大高樓”、“幾十丈長”、“三四層宮廷建筑”相吻合。要知道,哥倫布船隊中最大的帆船長僅五丈七尺,僅及寶船的八分之一。由此可見,明代強大的造船業,并且對當時國力的雄厚也有了全面的認知。不僅如此,作者針對伊斯蘭教、明代稅收、甚至美食——五仁月餅名稱的由來等問題一一解釋,可見作者掌握史料之全面,作品呈現內容之豐富。其次,楊義堂不僅用自己深厚的學識增加了小說的厚度,還將自身的感悟融入其中。描寫在占巴抵賴國遭遇食人鱷時,他寫道:“鱷魚雖然可怕,可是有了一口吃的,就不會再傷害人。而人心的復雜和險惡竟比食人鱷更可怕。”人性的琢磨不定是文學藝術反復表現的主題,楊義堂將人性中的“惡”與食人鱷相比,認為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對人心中的“惡”的側面描繪。最后,《北游記》中文學的意象令人有萬千聯想。其中他們歷經暴風雨時,漁人老頭號召大家慷慨相助,將身上的蓑衣都給了蘇祿王一行。東王問其姓名,他瀟灑轉身,將歌聲與背影留給了他們。蓑衣、漁民、歌聲——像一幅粗獷渾厚的水墨畫,值得品味。

  當然,沒有一部文學作品是沒有遺憾的。《北游記》采用二元對立的審美方式,將人物塑造成為典型化、平板化的人。好人善良敦厚,壞人壞事做盡;好人帶領大家突圍,壞人不斷制造麻煩。如果按照莫言認為的那樣:寫小說應該“好人當壞人寫,壞人當好人寫”,那么這部小說還是有一些遺憾的。另外,蘇祿國東王因為疾病的去世,讓作品蒙上了悲劇的色彩。黑格爾認為,由自然條件產生的人心靈的差異是悲劇最高級的構成。筆者認為,故事中的天災與人禍當然能作為悲劇的成因,如果將心靈的差異作為悲劇的導火索,是否能讓小說多一點“嚼勁兒”呢?當然,因為歷史史實的緣故,作者不得不“戴著鐐銬跳舞”,題材的限制性或多或少讓作者少了些想象的空間,這也是有情可原的。

  合上小說,楊義堂利用他的文字展現出的畫面,讓筆者歷歷在目,同時也體味到作者“情”的灌注。無論是南洋諸國的異域風情,還是路途中航行者們所遭遇的海上險情,都令人印象深刻。思及明朝皇帝對外邦的殷殷盛情和明朝與蘇祿國的深厚友情,如今亦是,贊作者以古論今的同時,也為我泱泱大國的不斷奮進而自豪。打開《北游記——蘇祿王傳》像是打開了一卷大明王朝市井民情的畫卷,慢慢品味作者對家國的無限深情的同時,也能引起讀者的無限深思。也許,這就是作品成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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