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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軍:論張煒《艾約堡秘史》——當代文學的“財富書寫”與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探索

更新時間:2019-07-05 | 文章錄入:jkz | 點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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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富起來”的新時代。張煒的長篇小說新作《艾約堡秘史》是一部以當代中國社會“財富書寫”為主題的文學力作。小說以淳于寶冊、蛹兒和歐駝蘭等人為敘事焦點,著力塑造出一個在苦難、欲望、財富、愛情與救贖之間苦苦探索的淳于寶冊形象,在深刻揭示新世紀中國“富起來”巨大社會變化現實的同時,也生動描繪了主人公曾遭遇的心靈困境,啟示我們必須尋找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特征的財富新路、建構新的社會主義倫理文化。《艾約堡秘史》體現了中國當代作家書寫當下現實的巨大勇氣和主動探索并把握時代精神的敘事能力,顯現出可貴的精神探索意識和思想引領性價值。

  關鍵詞:張煒;  財富書寫;  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  《艾約堡秘史》

  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當代文學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成績斐然,成功映現了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以及這一歷程中的心靈嬗變,構成一代代人心中難以磨滅的精神記憶。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當代文學在描繪剛剛發生的、正在發生的當下中國社會生活等方面,與新世紀人民大眾對文學的需求還是不相適應的。這固然有社會發展快速化、傳播媒介多樣化、大眾閱讀碎片化等外在因素的原因,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此就被動消極對待,更不能缺失當代文學應有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意識。事實上,21 世紀以來對中國當代文學書寫當下現實生活的呼聲越來越大,亟需我們正視與思考。文學是最重要、最豐富、最深刻的藝術載體,為時代發展提供最敏銳的觀察、思考和判斷,是藝術發展的精神源泉與思想發動機,引領時代文藝精神與思想的發展。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激發了語言藝術變革和思想解放潮流。20 世紀 80 年代文學引領了一個又一個文藝思潮。魏晉時期曹丕認為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魯迅視文學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i]],莫言認為,作家“應該有開天辟地的勇氣,持這種惟一的報信的勇氣”[[ii]]。優秀作家言志抒情,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此新民救國、弘毅傳道。

  因此,我們應該從文學內部的情況、文學自身原因來分析中國文學表現當下現實的難度之所在。誠然,當代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給當代作家認識今日之中國增加了極大的難度。這既是巨大挑戰,又是難得機遇。優秀作家應當把握這一歷史性機遇,去書寫屬于這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的時代史詩,塑造出這個劇變時代的英雄以及他們極致的痛苦與歡樂、迷茫與掙扎、困境與救贖,探尋關乎當代中國和人類未來道路的“新問題、新思想、新文化”。

  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新時代文化語境下,寫出了《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和《獨藥師》等名作的張煒力求“變法”,向自我、時代和文學進行挑戰,選擇最難以把握的當下現實生活與改革開放富起來的一代中國人作為文學書寫的對象進行書寫,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進行精神審視和審美觀照,創作出了長篇小說新作《艾約堡秘史》。可以說,張煒的《艾約堡秘史》是一部呈現當下現實生活、具有鮮明時代精神氣息和深刻思想性的當代精品力作。“《艾約堡秘史》是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上,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況等重大的、核心的、根本問題做了有力表達的作品。”[[iii]]因此,對《艾約堡秘史》的分析和探尋,就具有無比重要的現實性意義和指向未來的精神價值。本文擬從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財富書寫出發,梳理百年文學作品所呈現的倫理文化及其審美流變,在此基礎上探尋《艾約堡秘史》對當代中國社會最核心、最繁富的邏輯理念及其語境下的人性、人心之變的思考,探尋新世紀中國社會主義倫理文化建構的可能性途徑與方式,從而實現文學與時代、未來的思想對話與一種精神引領。

  一、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財富書寫”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話語,以最為簡潔的語言,向世人揭示了“利”的巨大力量。財富、利益,是所有人類活動的內在紐結之處與隱秘的邏輯理念內核。“財富倫理是指人們創造、占有和使用財富的方式,以及與此相關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蘊含的倫理內涵和道德意蘊。”[[iv]]財富與制度、秩序、思想、文化有著深層的內在性精神關聯。“在一種文化特別是經濟倫理文化中,財富倫理是具有根本意義的倫理價值觀。”[[v]]“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是一種非常質樸而帶有生命溫度的文學性表達方式,親切自然地闡述了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斷,則更深刻揭示出二者之間的關系,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邏輯理念與核心秘密。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資本主義精神”,論證了經濟層面與宗教信仰層面的內在關系,從而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倫理學的核心理念所在[[vi]]。這些古今中外的關于財富倫理的思考與闡釋,都為闡釋百年中國文學,為建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倫理當代文學的“財富書寫”與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探索文化提供了思想資源和精神啟示。

  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是人的社會史、生活史、精神史的審美書寫。現代資本是眾多故事敘述的精神邏輯核心與深層框架結構,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框架的統治對人的威脅帶有這樣的可能性:它可以不讓人進入一種更加本源的揭示,因而使人無法體會到更加本源的真理的召喚”[[vii]],在精神深處影響人的存在。在現代文學作品中,故事的發展、人物的性格與命運的轉折都往往與財富有著深刻的內在關系。魯迅的《阿 Q 正傳》描繪了阿 Q 的極端經濟貧困,從貧無立錐之地到戀愛失敗、偷竊,再到做夢幻想“子女、玉帛”,直至最后判刑,無不揭示出阿 Q 命運、情感心理結構與財富之間的深刻關系。在《傷逝》中,魯迅塑造了接受五四新文化精神與新愛情倫理的新女性子君形象。子君勇敢沖破舊家庭的束縛,無畏無懼世俗意義、傳統舊倫理的有形與無形束縛,但是卻羈絆在具體的日常家庭生活,跌倒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貧乏之中。貧賤夫妻百事哀,正是因為經濟困窘這一隱蔽的內在根本性因素而讓有著新文化理想維度的新人生活無以為繼,最終被金錢所吞噬。因此,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的雜文中,毫不留情、不帶任何幻想地指出,離家出走的娜拉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死掉,就是回來。繼而,魯迅對追求獨立、自由、理想的新女性說:“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viii]]這無疑是魯迅先生對財富之于現代社會、女性運動、個體獨立人格關系問題的深刻思考。

  茅盾在 20 世紀 30 年代發表的長篇小說《子夜》對“民族工業黃金時代”中的上海金融市場進行直接的審美書寫,塑造了民族資本家吳蓀甫、金融資本家趙伯韜等大資本家形象,揭示民族資本家力圖“實業救國”,但是雄心壯志不得伸展,后被買辦金融資本聯合絞殺的悲慘結局。《子夜》對上海金融資本市場和資本家日常生活的精細描繪,為當代人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場景和審美鏡像。茅盾對吳蓀甫的形象塑造,集中體現在對一個資本家在企業管理、資本投資等方面的物質性“財富書寫”,而對吳蓀甫本人的內在情感、家庭關系、童年生活等著墨較少。這在一定意義上影響了吳蓀甫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和藝術感染力,即僅僅是一個可見的、物質性的、追逐財富的吳蓀甫形象,而不是一個有情感深度、思想高度和生活溫度的“人”的豐富世界——這樣的人物形象。而張煒的《艾約堡秘史》恰恰就在資本與欲望、財富與情感、墮落與救贖等“精神性、情感性維度”的方面,有了新的開掘,即在“物質性維度”之外,顯現出一種“情感的豐富”與“靈魂的深刻”。當然,應該看到茅盾塑造的吳蓀甫這一早期資本家形象及其“財富書寫”,是有開創性意義和啟發性價值的。同時期的“新感覺派文學”,也對上海這一新興城市及其市民生活進行了文學書寫。比如,劉吶鷗和穆時英的作品。

  20 世紀 40 年代,財富不僅是革命者和廣大群眾關心的重要問題,而且某種程度上也是延安文學書寫的內在精神線索與敘事動力所在。從“打土豪、分田地”到“減租減息”,這些鼓舞人心的口號是對財富的重新分配,體現出那個時代對公平與正義的新倫理文化吁求。解放區文學的《李有才板話》《王德鎖減租》《紅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展現了地主與農民關于“土地”這一財富源泉的深層次斗爭。小說塑造的“黑心”“狠心”“毒心”的地主形象,與期盼、喜悅、恐懼交織的復雜心態的農民形象,這些人物形象都極為生動、鮮活,富有生活氣息,同時也令作品富有一種精神深度。

  初期社會主義道路如何走?如何從個人致富走向集體富裕的社會主義新道路?這是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社會主義文學書寫的敘事主題與內在要求。《不能走那條路》思考的是對過去地主剝削道路的否定與對新道路的召喚。而這一時期的《創業史》則有力回應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倫理文化的訴求,體現為對社會主義集體財富、共同富裕道路的審美書寫,塑造了不同于養父梁三老漢那種自發式個人致富道路的,身上閃耀著新倫理文化光芒的社會主義鄉村領路人與探索者——梁生寶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新人”人物形象。

  改革開放時期,文學用藝術的方式重新肯定勞動致富、書寫新的致富人物形象,即以財富為小說敘事的邏輯主線,揭示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語境下人與社會的整體性精神嬗變。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描繪了陳奐生從昔日的“漏斗戶主”到上城賣油繩這樣一種身份轉換與貧富變化。而在這一經濟獨立過程中,伴隨而生的是個體獨立人格成長與生命尊嚴的新精神訴求。貴州作家何士光《鄉場上》的馮幺爸過去是吃救濟糧的大戶,但是隨著“搞活經濟”新時代的到來,有了余糧,再也不用被救濟了。與此相伴而生的,是馮幺爸生命尊嚴的覺醒和主持正義的倫理自覺。而這其中最大的隱秘的精神邏輯就是財富的擁有與經濟的獨立。

  在高曉聲、賈平凹、何士光等作家之外,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深厚倫理文化的“文學魯軍”,對此做出了較早的集中又深刻的精神思考和文學書寫,創作了一系列關于“義利之辨”的審美文化作品[[ix]]。矯健的《老霜的苦悶》則直接揭示了市場經濟下的“新苦悶”:為何一向先進的自己成了“絆腳石”,被兒子和周圍的人看不起?為何追求財富的鄰居從昔日被批評者,一下子躍升為兒子追捧的對象?這是“老腦筋”的老霜難以接受的[[x]]。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探索“市場經濟時代”下的倫理文化問題,提出這個時期個體財富追求與重義輕利文化傳統之間如何調適的難題。張煒的《古船》則以更為宏闊、厚重的敘事視角,通過隋抱樸形象來思考個體如何擺脫“私欲”和內耗的“魔咒”,走向集體富裕的社會主義倫理文化問題。“他們通過小說敘事,藝術化地呈現出了人們在財富活動領域中曾經遭遇過的和可能會遭遇的種種道德困境。”[[xi]]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社會深層次結構問題日漸突出。新世紀以來賈平凹創作的小說《秦腔》《高興》,分別呈現了鄉村農民無以為繼的經濟困境與進城尋求新財富的時代變遷。梁鴻《出梁莊記》則展現了鄉土中國的社會轉型與農民到城市尋求財富的艱辛探索。而張煒的《艾約堡秘史》則是沿著以往財富書寫和社會主義倫理文化探索的精神道路,通過淳于寶冊等人物形象來對 1949 年之后、已時達 70 年的——社會主義財富積累、發展歷史以及新世紀“中國富起來”——這一當代中國社會現實進行精神思考與審美觀照的“當下現實主義”文學力作。

  二、映現人物命運軌跡的鏡像敘事

  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最大的變化就是新世紀中國富起來了。財富巨量積累是 21 世紀中國人為之驕傲的顯在事實,而與此相伴而生的就是人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無限憧憬。而對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則是 21 世紀中國人的內在精神追求和一種主觀情愫。可以說,外在的物質財富巨大增長的事實,包括所曾遭遇的一些問題,與內在的人民群眾內心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構成新世紀中國的繁復現實。

  有意味的是,張煒的最新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是以對身體的審視為敘述開端的。這樣的書寫方式,很不同于張煒此前寫作所呈具的文學書寫的特點。艾約堡主任蛹兒,“清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伏在鏡前,以犀利的目光細細挑剔一番……”[[xii]](省略號為筆者所加)《艾約堡秘史》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張煒小說在閱讀之初常常遭遇的因為歷史、文化的負載而帶有的堅硬外殼,而是以一種通俗、流暢的話語,讓讀者很快進入敘述語境之中。“她在鏡前微張嘴巴……光陰在這兒停滯了,一直停在許多年前的那個時段:豐腴緊實,水潤鮮滑。”[[xiii]](省略號為筆者所加)這是小說所展開的蛹兒在鏡像前對自己身體的第二次凝視,即在開頭第一段的細節性聚焦之后的一次整體性觀照,以“豐腴緊實,水潤鮮滑”來釋放出艾約堡女主人公的身體之美。“她索性一絲不掛地站在櫥鏡前……”[[xiv]](省略號為筆者所加)這是蛹兒的第三次鏡前審視。小說第一章開頭的這三次鏡像,從清晨到夜晚、從局部到整體、從過去到現在,以立體、全方位的方式呈現出蛹兒這位艾約堡女主人的歷經時間滄桑而未老的令人驚艷的身體之美。

  《艾約堡秘史》的小說敘述框架,或可以說是一組巨面鏡像群的敘事結構模式。蛹兒三次在鏡前的凝視組成了小說第一組敘事鏡像,形成了小說敘事的第一個小高潮。蛹兒與三個男人的關系敘述,是小說的第二組敘事鏡像。不同于第一組敘事鏡像的自我凝視,第二組敘事鏡像是小說關于蛹兒的身體之美及其所激發的異性“他者鏡像”。三個男人眼里的蛹兒竟然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離婚后成為書店主人的她,遇到了第三個男人,即貍金集團董事長淳于寶冊。淳于寶冊為蛹兒的身體之美所折服,并在精神上愛她、倚重她[[xv]]。在淳于寶冊的建議下,蛹兒以主任身份來管理艾約堡。三個男人眼中的蛹兒形象構成了第二組敘事鏡像,這與第一組敘事鏡像驚人地指向了同一個焦點:這是一個令人無比驚艷的、一種極致之美的象征與隱喻。至此,小說完成了第一個敘述焦點的建構。

  如果說小說開頭三章以蛹兒為敘述焦點,之后則以蛹兒的視野和感受描繪出了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敘述焦點——淳于寶冊。小說第四章的第一部分,是以一夜失眠的蛹兒的眼睛來觀看世界的方式敘述,以人物眼光和直覺的方式,打量眼前這個“遇到了不可逾越的什么障礙”的淳于寶冊,“經歷了三年多的堡內生活之后,自己與這個男人已經是一種‘共命’關系:遠遠超過了愛”[[xvi]]。至此,小說自然而然開啟了敘述視點、鏡像與焦點的轉換。在做了一共三章的有力鋪墊,建構了一個敘述焦點之后,小說主人公淳于寶冊正式登場了。在小說家得心應手的敘述筆下,淳于寶冊從作為觀照蛹兒的一面鏡子,轉換為蛹兒是觀照淳于寶冊的鏡子。淳于寶冊成為新的敘述焦點。就整部小說而言,淳于寶冊和蛹兒互為鏡鑒,彼此映照,但是主焦點是淳于寶冊。正如研究者所言,“她和他的彼此閱讀,展開了艾約堡秘史”[[xvii]]。所以,從第四章開始,正是借助于蛹兒的鏡鑒,一個底色純潔、色彩斑斕、燦爛奪目,而又無比憂傷、焦慮、罪感、羞澀的人物形象——淳于寶冊鮮活地呈現于讀者的面前。

  淳于寶冊是小說鏡像敘事的主焦點。讀者正是通過蛹兒閱讀記錄淳于寶冊日常言行的系列書冊,和在與淳于寶冊的心靈對話中,呈現出淳于寶冊童年、故鄉、親人等核心信息。這既讓蛹兒也令讀者了解到淳于寶冊流亡、苦難與溫情交織的生命成長史,從而有效建構起關于淳于寶冊的豐富、飽滿、立體的人物形象世界。在蛹兒這面鏡子里,淳于寶冊是以董事長和多情男人的身份出現的。在第一次接觸中,淳于寶冊的第一句話就是“自然,我是為你而來。在下也未能免俗”[[xviii]],如此坦率、直接的話語讓蛹兒驚訝而又恐懼;“集中了所有男人的優長與魅力:沉著、堅毅、神秘、率真,而且還有未能銷磨凈盡的純潔”[[xix]]。實際上,蛹兒的驚訝更來自于其集團積累的巨大財富。“實力及規模當在數省區之首,產業分布海內外,囊括礦山、鋼鐵、房產、遠洋、水泥、造紙、運輸、醫藥、金融……真正的巨無霸。”[[xx]]事實上,除了蛹兒之外,小說第三組鏡像敘事中的鏡子——歐駝蘭與吳沙原,則從新的視角映照出淳于寶冊另一個面目形象。

  具有令人驚艷“身體之美”的蛹兒和擁有“巨無霸”般驚人財富的淳于寶冊,或可以視為欲望和財富的一種象征和隱喻。而在淳于寶冊看來,“人世間的一切奇跡,說到底都由男女間這一對不測的關系轉化而來,也因此而顯得深奧無比”[[xxi]]。作者正是通過鏡像敘事不僅映現出人物命運的發展軌跡,而且呈現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繁復現實及其內在精神隱秘。

  三、迷途的“孩子”及其尋回本心的精神之旅

  “老師,我做錯了什么?改正還來得及嗎?我千辛萬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再往哪里走啊?”這是淳于寶冊在失眠之夜向老師李音的心靈傾訴。盡管擁有了追隨和崇拜自己的、令人無比驚艷的蛹兒,有著“巨無霸”式財富積累,但是淳于寶冊卻一夜一夜地失眠,對人生和未來備感迷茫,依然在尋找回家的路。“蛹兒沒法安慰這個哀傷的男人。她這時再次明白:這世上沒人能夠取代李音。那個老師會一直伴隨他,用目光指引他。可他還是迷路了,像一個茫然無措的孩子。”[[xxii]]

  淳于寶冊本人及其貍金集團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在人生道路上,淳于寶冊盡管遭遇了許多惡人和混亂的時代,但也遇到了更多善良有愛心的人,尤其是老師李音的呵護給予童年的他以世界最珍貴的愛與美的教育,得以度過時艱。李音是淳于寶冊人生道路的第一位導師。父母雙亡后,寶冊在視他為親孫兒的老奶奶呵護下漸漸長大。小學的校園生活成為寶冊人生中最基礎、最重要的“華彩樂段”,是因為李音老師的出現。“穿了藍色上衣,細高白凈,頭發濃黑,脖子上是灰色的圍巾。我覺得他簡直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渾身上下沒有一絲灰氣。”[[xxiii]]這是李音老師那時留給寶冊的第一印象、也是永久難以磨滅的心靈記憶。李音老師制止了同學們對寶冊的侮辱與欺凌,把寶冊領進了自己的小屋,為他上藥療傷,表揚他“描寫的天賦”,送給他兩本書看。李音還為寶冊帶來了藝術的實踐和心靈的美育。在李音創辦的刊物《花地》上,寶冊不僅被刊物的封面圖案所吸引,而且寫奶奶的文章被刊登在突出的位置,讓他“沉浸在新的憧憬”和無比激動之中。而最震撼的、最難忘的是聽李音老師拉小提琴曲《云雀》,并在其指導下進行了一次極不成功的嘗試。不幸的是,后來李音自殺了,死前交代寶冊去青島看望父親,走得越遠越好。

  為了完成老師的囑托,寶冊歷經艱險,終于見到了李音的父親,并在其關照下,成為工廠一名技術員。后來寶冊重新回到了老榆溝。在李音老師住過的小屋里,寶冊遇到了杏梅,這位號稱“老政委”的妻子,后來成為寶冊人生的第二位導師。在與寶冊的關系中,杏梅是主動的,甚至是粗魯的,“這都是命定的事兒,別猶豫了,那沒用。你身邊要有一個經歷過戰爭的人,要有一個政委”[[xxiv]]。“政委”這個詞,用得恰如其分,很符合杏梅的身份、角色和性格。“政委”就是指導員、導師。正是在這個“老政委”、第二位導師的督戰下,寶冊獲得巨大的勇氣和精神庇護,在一場場“戰爭”中無往而不勝。“貍金正在命運攸關的爬坡期,礦山打頭搶金脈,幾大塊產業的開拓,還有海運和房地產,與銀行海關的糾葛,這一大坨子比三道崗麻煩十倍。”“戰爭”的陰影在寶冊心中無法驅走。“貍金的一幢幢大樓全是白骨壘成的”,這是一位叛離集團者對集團的控訴。“那家伙的話種在腦子里,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鉆出來,讓人身上冷颼颼的……”[[xxv]]淳于寶冊一生遭遇無數苦難,但都沒有屈服,然而在建立巨無霸式貍金集團過程中,卻有意無意做了許多違心的事。盡管在蛹兒看來,“這世上像您一樣善良的人再也沒有了。您像個孩子那么單純,人說是菩薩轉世”,但事實卻是公司當時幾乎已經是聲名狼藉了。

  與蛹兒相比,歐駝蘭是真正與淳于寶冊對等的另一個敘述主角,是繼李音、老政委之后的第三位“導師”。“那個女子走近時看來兩眼。與此同時,淳于寶冊像被電流擊打了一下,身子往旁一個趔趄”,“絕對錯不了,擦肩而過的這個女子就是民俗學家歐駝蘭”,“濃旺的頭發亮得像緞子。那雙眼睛,自從夏天見過一次就再也沒能忘記”[[xxvi]]。正是這個“一塵不染”的女子及其搭檔吳沙原,構成了小說敘事的第三組敘事鏡像。作為受邀的貴賓兼“對手”,歐駝蘭和磯灘角村長吳沙原對艾約堡的巨大財富視為敝履,視蛹兒為俗物。淳于寶冊聘請歐駝蘭做“文化總監”的提議被拒絕了。歐駝蘭直截了當地說:“我不是那種參與建設的人,而是站在反面的人。就是說我不僅不能幫助你們,還會破壞你們”,“因為我和許多人一樣,把貍金視為了敵人。我們只希望它早些失敗、潰敗”[[xxvii]]。淳于寶冊在愛情無果的同時,集團投資計劃也遭遇巨大挫折。“我們就是我們,不想與你們發生關系。”[[xxviii]]在吳沙原看來,貍金集團的“惡”遠遠不止這些,“過去有個詞兒叫‘巧取豪奪’,今天已經過時了,因為太麻煩,不如‘豪取豪奪’”,而更大罪惡“是因為有了貍金,整整一個地區都不再相信正義和正直,也不信公理和勞動,甚至認為善有善報是滿嘴胡扯……”[[xxix]]歐駝蘭的嚴詞拒絕和吳沙原的“誅心之論”,既讓淳于寶冊無比懊喪,又讓他看到了一個從來不愿面對的、背離本心的自己。

  可貴的是,《艾約堡秘史》沒有簡單圖解欲望和財富,沒有把淳于寶冊簡化為一個負面人物形象,而是在人的豐富性和完整性上來刻畫淳于寶冊。“男人和女人一樣,心口的火一熄,什么大事都辦不成了。”[[xxx]]淳于寶冊心中正燃燒著這樣一團烈火。盡管他擁有巨量財富,但是內心沒有被物質財富所異化,而是有一個對愛與美向往與追求的豐富情感空間。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情感比他的事業更重要。淳于寶冊最欽佩那些有情的男人,認為他們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第一等人物’”[[xxxi]],珍視女性,相信愛情,“沒有她們就沒有偉大的集團”[[xxxii]]。“這是中外文學畫廊里幾乎沒有出現過的人物,當代也沒有產生過像淳于寶冊這種具有大氣魄大胸襟以及豐富內心世界的巨富。僅從這一點看,《艾約堡秘史》的文學意義是重大的。”[[xxxiii]]這正是小說吊詭的地方:一個重視財富積累若是的人,卻又尤重情感——他所重視的人與事,能夠引他回歸和重新發現本心,就成為了一種可能。

  盡管認為自己本心未變,但是在財富積累過程中,昔日無比善良的淳于寶冊卻不知不覺迷失了本心。“走過了太多的長夜,到處一片漆黑。老榆溝的昨天、三道崗的昨天,兩個村莊之間的無邊荒野,到處都是這樣的黑夜。他匆匆追趕,奔跑,滿懷懼怕,最終才迎來熹微。可是今天好像一步踏空,又重新跌進了黑暗。”[[xxxiv]]家是生命的起點,是淳于寶冊心中念念不忘的愛、美、善的所在。正是在“回家”的精神之旅中,淳于寶冊找到了尋回本心的途徑與方式,從重視財富走向重新尋覓正向的精神價值觀,令其重構新的財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成為可能。

  四、新財富觀與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探尋

  尋回本心之路何在?淳于寶冊在陷入生命困境的同時,開始思索自我精神革新的道路。“這目光需要時刻溫習,這樣才能記住,才不會使老師失望。他想回到老榆溝、回到那所學校,可這一天遙遙無期。”[[xxxv]]在跟李音老師的目光的“溫習”與對話中,寶冊讀出了復雜的意蘊,“目光交織了期待和鼓勵,還有絕望。后一種目光令他心悸,每一次驚懼起坐都與那種神色有關”,“我那天從海邊草寮回來時突然明白,自己流浪了十一年,原來一直在找一條回家的路”[[xxxvi]]。“回家”的念頭,在寶冊的心中越來越強烈,“這一路是非走不可的”。可是,“家”在哪里?“本心”又在哪里?童年的苦難,在讓淳于寶冊備嘗并且體會人性“殘忍”的同時,也在老奶奶、李音、小狗麗等人那里,感受到人性的善良與溫暖。可令人遺憾的是,淳于寶冊在無比痛恨暴力、血腥的同時,卻在追逐財富的過程中也不知不覺成為他自己所憎恨的角色。“財富應該正當獲得并使用于使人獲得自由、獨立的有益事業中;而不應該通過奴役搶奪他人而獲得,并使用之作為奴役他人的手段 。”[[xxxvii]]這恐怕才是真正讓淳于寶冊所不得不面對的生命之疼與心靈之殤。而這正是李音老師的父親李一晉拒絕居住在寶冊為其建筑的別墅的根本原因,也是歐駝蘭和吳沙原視其為“敵人”的原因所在。

  雖然歐駝蘭拒絕了淳于寶冊邀請其做“文化總監”,但也正是由于歐駝蘭這個人物的存在,使淳于寶冊意識到了集團蘊含的巨大危機與財富積累過程中的“罪惡”,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擔當了“導師”的角色。在淳于寶冊與歐駝蘭的對話中,歐駝蘭顯然是有備而來,說:“我想讓您也記住,無論是我還是您,任何一個人,比起磯灘角這樣一座歷史悠久的漁村,都是十分渺小和短暫的。我們很小,很短暫,海和沙岸很大,它們對我們意味著永恒……”[[xxxviii]]顯然,對于歐駝蘭的“箴言”,淳于寶冊并沒有真正明了與汲取其中的精華意蘊。實際上,對于這位畢業于“流浪大學”的財富擁有者淳于寶冊來說,在現實世界中他心里已經接受和認可的,依然是傳統家族企業的思維方式,一度難以接受新的現代企業理念和現代倫理文化。

  小說在敘述淳于寶冊與歐駝蘭交往過程中,穿插了“拉網號子”的民俗故事。“二姑娘”堅決不嫁,“仙化”為仙,專門保佑海邊的人。淳于寶冊對此深以為然,說:“我看這才公平。真正的美,大美,就該屬于所有人。”[[xxxix]]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是一種基于生命共同體的精神關愛和財富公正。張煒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名作《古船》中,就講述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王子”隋抱樸對財富問題的深刻思考。手執《天問》和《共產黨宣言》的隋抱樸終于算清了一本大賬,只有惠及每一個個體的集體財富才能制止個體貪婪和暴力的延續。“財富倫理建設的核心內容是要建立合理的沖動體系……釋放人們的‘經濟沖動力’是人性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根本途徑。”[[xl]]

  在中國人“富起來了”的新時代里,如何看待欲望和財富,如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如何建構新的有效的社會主義倫理文化,是 21 世紀中國文學書寫的重要與核心問題。而且在 21 世紀的今天,在當代中國擁有巨量財富的新時代語境下,這些問題顯得尤為重要而且迫切。“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追求財富,富人必須學會如何支配財富,窮人必須學會如何看待財富,我們必須共同呼喚財富倫理、建設財富倫理,才能真正實現人人共建 、人人共享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xli]]《艾約堡秘史》鏡像敘事中的歐駝蘭和吳沙原已經為淳于寶冊及其貍金集團的發展,提出了新財富觀建構的可能方向和路徑。新世紀中國財富需要的是一種建立在尊重歷史、文化、民俗基礎上的綠色財富。原生態的漁村與“大海”才是真正的“大地方”,這樣的財富才是詩意的、符合人類心靈需要的財富,正所謂“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社會主義和諧發展觀是尤其應該受到重視和加以注意的。新世紀中國財富需要的是基于透明、公開、公正的陽光財富。“公開”、“公正”和“透明”,是磯灘角對抗貍金集團的最大武器,是確保財富獲得的途徑和過程能夠行走在正義道路上的重要制度性保障。新世紀中國的財富積累,需要的是建立在良知、善良與愛的基礎上的德性財富。正是因為有著一顆接受了愛與美教育的高貴靈魂,淳于寶冊無法接受背離本心的行為與巨量財富所曾經帶有的“罪與惡”,而一遍遍地接受“目光之罰”的審判與尋求生命的自我革新之道。

  雖然,文學解決不了實際的社會問題,但是文學能夠做到的,是開啟智慧的啟迪之門,啟示人們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優秀的文學作品就是把時代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核心的問題,以一種審美的文學書寫和藝術表現方式鮮活地呈現出來,從而實現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為生民立命的目的、使命與責任擔當。《艾約堡秘史》以一種生機勃勃的敘述方式,揭示了 21 世紀中國當代最大的物質與精神現實,塑造了巨量財富的積累者、擁有者淳于寶冊這個人物形象,及其有情和尋覓初心的愿望與可能性;描繪了財富“巨無霸”式的貍金集團昔日的貪婪與惡,形象揭示了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當中,如淳于寶冊者所曾經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社會新現實、新的精神困境以及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可謂是作家以文學書寫,為現實把脈的一種嘗試。而這樣的文學書寫,又何嘗不是“當下社會的一劑‘獨藥’”[[xlii]]。

  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人創造了并繼續創造著二戰以來世界最大的奇跡。13 億多的中國人,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變革歷程。這一偉大變革歷程,其艱辛度、復雜度、廣闊度和深遠度,都遠遠超出了人們原來的想象,更是需要在更深遠的時間維度上顯現出其獨特深遠的意義與價值。這正是“當下現實主義文學”的難度、價值與魅力所在。

  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文學,新時代已經為偉大的文學提供了無比豐厚的藝術土壤,為作家提供了難得的創作契機和藝術機遇。優秀的作家,理應抓住歷史性機遇,呼應人民對當下現實主義文學的需求,去書寫屬于這個偉大時代和人民的心靈史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艾約堡秘史》體現了當代中國作家書寫當下中國現實的巨大勇氣、把握時代精神氣象和時代特征的氣魄與能力,更顯現了一種以藝術形象來穿越當代中國現實的巨大精神探索能力,呈具一種啟示進行精神探索的思想引領性價值。《艾約堡秘史》告訴我們,“淳于寶冊”及其“貍金集團”曾經的聚斂財富之路,再也不能不加思索地走下去了;我們必須尋找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特征的財富新路,必須建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倫理文化[[xliii]]。這就是艾約堡的“秘史”,淳于寶冊的“秘史”。張煒以文學筆觸,通過對曾經的“秘史”的解讀和文學書寫,體現了一個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作家主動所做的一種現實思考,同時也開啟了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的探索與建構之路,為我們提供并且留下了一個當代文學的“財富書寫”與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探索的文學樣本。這是這個小說的獨特意義和價值所在。

  [1]魯迅:《魯迅全集》第 1 卷,第 240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年版。下同。

  [2]莫言、大江健三郎:《文學應該給人光明》,《南方周末》2002 年 2 月 28 日,第 17 版。

  [3]李敬澤等:《〈艾約堡秘史〉:對當下生活的文學強攻對時代命題的詩性回答》,《瀟湘晨報》2018 年 1 月 13 日。

  [4]唐凱麟:《財富倫理引論——為慶祝〈中國社會科學〉創刊三十周年而作》,《中國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

  [5]陳世民:《財富的德性呼喚——中國當代財富倫理的思考》,《倫理學研究》2009 年第 6 期。

  [6]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體現了一種經濟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特征,商人們“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毫無疑問是他們畢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體現了“生活中一種特殊的并且無疑是理想主義的滿足”。見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第 55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7 年版。

  [7]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郜元寶譯,第 137 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5 年版。

  [8]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 1 卷,第162 頁。

  [9]同樣文化深厚的文學陜軍作家賈平凹、陳忠實等人,也對此做出了回應和思考。賈平凹的《臘月正月》就是一個很好的文本,一方面揭示了新富人階層的出現,改變了以往的鄉村文化生態,帶來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傳達了一種舊有的鄉村文化共同體逐漸解構的精神隱憂。

  [10]參見矯健:《老霜的苦悶》,陳光林總主編,王鳳勝副總主編,任孚先主編,王延輝編選《山東新文學大系》(當代部分·小說卷二),第 564 頁,山東文藝出版社 1999 年版。

  [11]楊虹:《新世紀商界歷史小說的財富倫理敘事》,《文藝爭鳴》2009 年第 10 期。

  [12][13][14][15][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38][39]張煒:《艾約堡秘史》,第 1 頁,第2 頁,第 3 頁,第 48 頁,第 59 頁,第 44 頁,第 47 頁,第46 頁,第 167 頁,第 226 頁,第 100 頁,第 157 頁,第192—193 頁,第 87 頁,第 306 頁,第 309 頁,第 313 頁,第162 頁,第 70 頁,第 69 頁,第 307 頁,第 144—145 頁,第179 頁,第 295 頁,第 253 頁,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8 年版。

  [17]王雪瑛:《淳于寶冊的精神歷險——關于張煒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的人物》,《揚子江評論》2018 年第 4 期。

  [33]宮達:《雕刻時代的心史——評張煒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中國文藝評論》2018 年第 5 期。

  [37]姜宗強:《先知書中關于財富的倫理——以〈阿摩司書〉為例》,《宗教學研究》2011 年第 1 期。

  [40]何棣華:《論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富倫理建設》,《學術論壇》2009 年第 1 期。

  [41]王國銀:《財富倫理研究綜述》,《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 期。

  [42]辛閬:《經濟與文化演變成長的信史》,《江西日報》2018 年 5 月 25 日,第 B03 版。

  [43]“歷史已經把中國推到了一個不重視商業倫理精神建設就不能很好地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見施祖軍的《商業之魂——當代中國商業倫理精神及其建構》,博士學位論文,第 167 頁,湖南師范大學,2003 年。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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